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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05-14 | | 407期 - 對談公民/國民身分與「六四」 |
張敏儀（大專部幹事）【manyi@fes.org.hk】
 網上讀者稱他為肥醫生，跟他熟稔的朋友叫他「肥榮」。胡金榮為前中大團契成員，沙士那一年畢業。現為公立醫院醫生，以及《西九龍貧民區》的博客作者。四月十三日的「20．六四」FACEBOOK GROUP分享會邀來了肥榮，請他與一班學生分享他的「六四」路，由十歲談到三十歲。
張：張敏儀
胡：胡金榮
張： 你在上次的「六四」聚會中，對今天學生有甚麼觀察？
胡：「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」可能是今天學生的最佳寫照。畢竟「六四」與今天的學生相距已有二十年，他們想為公義說點話、做點事，卻又不知道何去何從，心中縱有火苗，卻燃燒不來。「六四」與他們缺乏直接的關係，但他們內心又好像覺得「唔理唔得」，那份迷茫、無助，正是今天學生的掙扎。
張： 你當學生的時候，有沒有類似的矛盾、掙扎和無奈？
胡：「六四」的時候，我透過新聞得知北京所發生的事，我至今仍記得當年港人義憤填膺的情景。升上中學後，我想透過學習歷史去明白箇中對錯，於是問題就出來了。我很想問，在「六四」事件中，甚麼是對？甚麼是錯？老師卻常提醒我「六四」不是考試範圍。一段日子後，開始有人說「六四」無死過人，坦克車沒有鎮壓，甚或說政府鎮壓是對的。到了回歸前夕，「平穩過渡」成為港人的關注核心，淡化與遺忘「六四」開始成為主流；一些昔日為死難學生痛哭的「轉軚」，後來都公開支持政府鎮壓。那些年頭，人心轉變得厲害，為了擁抱權力而變得詭詐，如此種種成為我成長時所見證的後回歸轉變。
張： 看風駛舵、混淆錯對、顛倒是非，是你在後過渡期所看到的香港政治氣氛。作為九十年代的畢業生，我記得當時教會以及校園團契的社關議題，多是討論港人信心的危機以及移民潮。你身為回歸後的大學生，這段「六四」路又如何走過？
胡： 成年人對「六四」的遮遮掩掩，未因回歸而消失。這種「閃縮」令人覺得不對勁。幸好我進入大學後能夠遇上中大團契和ICCF，在當中我認識了一群同樣關心中國、關心「六四」的同學，讓我們能夠相互研討，甚至一起「搞事」。
張：「六四」激發你以理科生的身分去研習歷史，但進入醫學院後，是甚麼推動你繼續關心「六四」？畢業後，又是甚麼令你即使面對繁重的工作和考試壓力，仍有心力與學生分享六四的感想？
胡： 這是優次的問題──我們須知道，有人在「六四」時死得不明不白！關心「六四」，其實就是關心人。若我們也不關心中國人，又如何談得上愛自己的國家？
張： 對我來說，關心「六四」始於大是大非，並非由於中國人的身分。我和同年代的港人一樣，中國人的身分比較模糊。你關心「六四」，與你作為中國人的身分有關係嗎？
胡： 回歸後的學生，愛國心是透過機械式地唱國歌升國旗來建立的。我的中國心始於「六四」的觸動，「中國人」的身分建基於對國家歷劫的認識。假如真的愛國，就要關心國家的福祉，要問國家有甚麼要改善，有甚麼劫難要拯救，而非天天唱好，粉飾太平。
 事實上，九七以前，無論是民主、文化抑或經濟發展，香港都是中國的前哨站。但回歸後的今天，香港失去了昔日的自信，經濟上就一味等待祖國的打救政策；文化上我們無力影響大陸；回歸十一年民主社會發展只有倒退。
作為信徒，我們應該去問上帝對我們有甚麼心意。行公義、好憐憫是信仰對我們的要求，關懷受苦者是信仰帶動我們的行動。二十年前有人死得不明不白，今天天安門的母親仍在發聲，我們豈能不理睬她們的呼喚、視六四事件跟自己無關？豈能忽視上帝給予我們中國人的身分？
對今天的學生，「六四」或許很遙遠，但認識「六四」也可以成為你認識中國的開始，從而尋問上帝，祂會怎樣帶領你以中國人的身分去回應祂。
有關407期通訊封面文章的修正及致歉聲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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